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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死亡调查的三种方法

　　对日中战争初期日军战斗中死亡者数进行调查时，有三种基本方法。

　　一是利用各种《战没者名簿》的数据调查。只要有名簿资料可查询，这是最可靠，快捷的方法。可惜的是这种名簿并不周全，若有（比如地方政府的资料中）现在也属于个人隐私不会对外公开。能比较容易找到的只有附录在联队史等记录中的一部分，并且不一定每部联队史中都有这种附录。这种名簿，一般根据战后国家或地方政府管理的行政文件中的记录做成。基础资料应是当事者的"死亡证明"，"军历表"，或 "遗族年金"认领关系的文件等。只要方法得当，这个数据非常可靠，精确。因为它牵扯到国家对死亡者的表彰（靖国神社合祀）和补偿（日中战争初期，最低的二等兵家属也可领到约1300圆的抚恤金，等于二等兵20年的军薪）[1]。名簿如上图1所示，可见死亡者不但能确定姓名，出身地，还能得到死亡日期，地点等情报。

　　战没者名簿记录的数字，肯定还会超出《战斗详报》等记录，因为它是战后最终的行政统计结果，不但包括能进入靖国神社的所谓"英灵"之辈，还包括各种非战斗死亡的统计。如病死，事故死，逃亡或投敌，犯罪而招致死亡者的数据。

　　国内人注目的那次出现"狼牙山五壮士"的作战，由于担当部队在《步兵第百十联队史》中附录有战没者名簿，所以很容易确认在狼牙山作战的1941年9月25日这一天的死亡情况。从名簿记录中可得知，部队全体在这一天中并没有出现过一名死亡者[1]，所以，"五壮士"在战斗中"歼敌上百"的说法，可认为是反衬英雄的宣传创作，并不是一个历史事实。

　　第二种方法是利用各种《战斗详报》的死伤者统计。只要有战斗详报存在，一般以参战部队为单位，可以算出具体到某次战斗，战役的死伤详情。虽然不能确认到某天，某死亡士兵的具体人名（一般可以确定到将校氏名），但足以达到了开云平台解日军伤亡情况之目的。缺点是这种《战斗详报》能完整保存下来的并不多，种类也不全。单位太小（如中队，小队）的话不能掌握全体战局，且战略单位的师团级以上，也不存在这种"战斗"（战术）详报。所以即使有个别战斗详报存在，对于掌握大战役全局和协同部队损失情况的目的来说，也并不是那么容易。

　　第三种方法，是作为辅助手段，利用当时报刊的公开报导来收集死亡者信息，计算各部队在各次战斗中的死亡者数据。这种作业需要收集，判别，计算，非常繁琐，困难，需要专业知识也容易出差错。若现存有战斗详报和战没者名簿时，这种浪费时间，精力的调查，并不宜推奖。

　　若战斗详报记录遗失或不存在战没者名簿时，此种方法亦可成为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。战斗详报残缺不全是普遍现象，而日本国内的各种

　　报刊，包括重要的地方报刊，现在多能保持完整无缺。当然，最好能使用两种以上的方法对于一次战斗，战役的结果进行多重检证，这样能佐证研究结果的正确与否。

　　在"台儿庄作战"研究中，由于作战担当的瀬谷支队（以步兵第33旅团为基干）管下的两个步兵联队都留下了完整的战斗详报，和战没者记录（名簿），所以战斗中的死亡者，都可以按日期，地点，精确地计算出来。此时并没有再从报刊上寻找死亡者的必要。

　　日军从台儿庄撤退的1938年4月6日这天，作战部队到底出现多少死亡？若按中国方面的宣传，不提战斗中被歼灭者，仅被围困在城内"焚火自尽者"，就记录为超过 "数百" [2]，此种没有任何证据的"传说"，直到现在还是国内研究 "台儿庄大战"胜利的一个根据。

　　可是若查阅在城外作战的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，可发现记录中称整个联队撤退时"未损一卒" [3]，从城内撤出（第二大队）的第六十三联队战斗详报中也称，撤退时的损失，仅为从城东北门退出时死伤于敌机枪，迫击炮火力封锁的"若干名" [4]。到底谁说的准确？查对两个联队的战没者名簿，可以发现4月6日当天（白天也有战斗，所以不一定都是夜间撤退时的死亡），第十联队仅记录了一名死亡者、是第七中队伍长长田喜义[5]，应是此日午前在插花庙攻击战中的死亡。第六十三联队记录了三島源市，石原徳市，瀬田重男，岩田徳夫，法橋長次郎，村岡清，西村三二等七名死亡（另外还有两名这天在野战医院的死者）。根据其他资料判断，也不都是在夜间撤退时的死亡（可确定的撤退时死亡者，仅大西一男一名，1900死于「右肩砲破」创伤[6]）。所以夜间撤退时仅伤亡"若干名"的记录，应该是一个事实。至少，它能得到两种计算方法的检证。

　　有关"平型关大捷"中的日军死伤数字，笔者曾得出过"死伤总数约240名以内"的结论。其中165名死亡者的大多数，都是经过两种方法以上检证的结果。比如自动车部队矢岛中队的死亡者记录42名，经过了战斗详报（41名）和报刊报导（42名，其中一名为战伤死）的双重检验，辎重行李队死亡的67名特务兵（非战斗员），也可以从战斗详报记录，报刊报导，和口碑证言三种方法中得到基本核实。通过这种努力，"传说"上的战果（歼敌千名）不仅能还原为经过实证的具体数字，且165名死亡者中的绝大多数（158名）还可以落实到具体人名，出身地，军阶。

　　二、日中战争初期的死亡者报导

　　作为研究方法入门，以下着重介绍一下第三种调查方法中的几个问题。分析一下日中战争初期，日本国内报刊中战死伤者报导的特征，及受军部报导机关管制后发生的变化。

　　先介绍一下死亡报导的性质。有关军事情报，如部队番号，作战地点，部署，兵力，移动情况等，属于军事机密，报导前受到大本营陆军报导审阅部门（新闻班）的严格检查，报刊和公开消息中常见的"○○部队"的称法，主要是为了保持机密[7]。部队名只冠部队长姓，不知内情者不能按此判别出其部队的数量多少，兵种，和所属。比如，不足200名的自动车第2中队，报导时称"矢岛部队"，超过3000名的步兵第101联队，同样被称为"加纳部队"（加納治雄联队长，淞沪战役中死亡）。

　　与军事机密相反，死伤报导却是公开的，实名实姓，部分还标明死亡日期，地点。1937年7月日中战争开始后，最初的两个月，日军的死伤并不显著，所以死伤者的姓名，事迹被当做新闻题材，通过各种途径--例如战地采访，前线部队公布，留守部队的通知等--传入内地（国内），在内地报刊上成为战争报导的热门话题。8月下旬后，名簿式报导方法登场，以部队长名为单位罗列死伤者名单，几乎所有战死者姓名都能见报。这种媒体报导方法，对军部来说也被认为能鼓舞国民全体士气，起到一种对"英雄行为"的表彰效果。另一面，从行政角度讲，也是对家属，出身地域进行战况报导和死亡通知（速报，提前通知）的方法。死亡通知，可以说是国家对纳税者，服兵役者应尽的义务，也是国民，死亡家属具有的正当"知"的权利。并不属于军队的保密范围。

　　在当事者死亡后数日，一般重要人物（将校）就可先见于速报。之后一周至两周之间，各部队整理出来的死伤者名单，也都通过电报或电话等途径通知给媒体，在各报刊上陆续登出。这种死伤报导的特征为：

　　1.着重于死亡报导。若没有特别重要的事迹，对负伤者的报导并不热心。

　　2.报导的热度有地区差。各地区的当地报刊，对地区所属部队（乡土联队）的情况报导十分详细。一般不问军阶高低，行为如何，只要人死，都成为报导题材。姓名之外还有军阶，居住地等信息，一部分还登出个人照片和家庭情况介绍，及对家属的采访内容等。而全国性大报刊中，鲜有这种详细报导，多以罗列各部队的战死者名单形式进行。省略出身地的简略报导方式也相当普遍。

　　3.媒体途径（速报）比需要确认手续（死亡证明书等）的行政途径的死亡通知要迅速。公开报导亦可扩大世人的关心，博得众人同情。所以，所以战死伤报导在各个地方倍受重视。军人家属也主要天天在地方报纸上寻找亲人和乡土部队的作战信息。

　　报刊报导存在的缺点是：

　　1. 由于发信单位（情报源）不能统一，可能出现重复报导现象。比如消息来源有前线部队发表，地方留守部队发表，地方行政机关发表，战地记者采访等多种渠道，经常出现重复。

　　2. 由于速报方法多为电报，电话传达，所以信息传递中经常出现人名表记的错误。

　　3. 作战后，前线部队不可能短时间中一次掌握全部的死伤情况，所以速报中会经常出现遗漏现象。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　　基于以上几种战斗死伤者报导的特征和问题，现在的研究者，只要掌握好以乡土报刊为中心的调查原则，在一定期间内（一般为战斗后1-3周间）从报刊上搜集各次战斗死伤者速报的数据，并和其他报刊报导进行核对检验，也可以较准确地掌握日军某部队在某次作战中的死亡情况。

　　只是这种方法的效果，只局限于死亡数字统计，并不可能掌握负伤情况。负伤情况不常见报，即使见报，前线作战部队和上级机关的计算方法也会有出入，不可能得到一致结果。此点（负伤者的正确信息）是目前研究中的最大难题。

　　另外必须注意的是，各个期间的报刊报导，也会受到军部报导管制方针变化的影响。若军部的言论指导方针，审阅标准发生变化时，其管制会突然影响到几乎所有报刊。笔者在调查平型关战役中日军各部队死亡情况时，就碰到了这种现象。比如从1937年10月15日以后，各报刊的名簿式死亡报道方式突然消失，剩下的只是千篇一律的，带头像的少数人个别事迹的报导。不仅中央的大报刊，地方报刊中也出现了同样现象。

　　经过调查才发现原因是军部的报导管制方针发生了变化。1938年10月，日军在扩大侵略战线，进入了山西忻口战役，上海淞沪战役后，由于国军的顽强抵抗，日军死亡者人数大幅度增加，致使各报刊出现战死伤者名单充斥版面的情况。此中种伤亡报导，不仅不会提高士气，反而会使国民产生厌战情绪和对战争的恐怖感。所以军部对死亡者报导方针进行了调整，限制了名簿式报导的方法。

　　图 5 10月11日，占据大量版面的战死伤者报导（朝日），多数是淞沪战役的死伤。

　　三、1937年10月的报导管制

　　10月14日，《陸新發第三一四號》文件「戦死傷者名ヲ新聞紙上ニ多数羅列セサル様指導相成度件」（希望有关部门对报刊报导中罗列战死伤名单的方式进行管制）中，有如下内容:开云体育

　　1.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，战死伤者的姓氏公布，仅限于留守部队提供的报导资料。报刊报导时，发信单位名统一标记为"原队入电"。

　　2. 各报刊现行的名簿式罗列方法，不仅不能鼓舞国民士气，反而与当初提供此类信息的本来目的抵触，所以今后在刊登战死者及重伤者消息时，以表彰其勇敢行为和杰出事迹为主，并附加肖像。禁止各报刊今后继续以罗列名单形式报导[8]

　　此文件于10月15日发布后，罗列名单的报导方式，逐渐从各报刊的版面中消失。

　　以上文件的第二项（禁止名单式报导），似乎是一个论争后的结论。若查阅其他文件可发现，此种强硬的禁止方法，在报导管制部门的审议中，也曾发生过异论，争执。若细读以上《陸新發第三一四號》文件内容，可发现第一项和第二项，本身就互相矛盾。

　　第一项规定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死亡报导的准确性，努力避免不必要的重複。而第二项内容却是禁止死亡报导，企图把传达信息性的死亡报导（罗列名单），改变为推广宣传性的死亡表彰（英雄事迹介绍）。

　　这个互相矛盾的方针是如何产生的，之后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？我开云官网们可以在下述资料中找出答案。

　　在前述《陸新發第三一四號》发布的四天前，陆军省新闻班做成的『戦死傷者氏名新聞掲載ニ関スル件』中，只提到

　　为使报刊报导内容准确，在今后一段时间内，战死伤者情报的公布，仅限于以留守部队（没有留守单位的部队指定为担任动员部队）提供的资料为准。若有英雄事迹需要迅速特别报导时不在此例（十月十一日）。

　　此文件通过陆军省次官（副大臣）命令，传达到国内外各部队。主旨和上述《陸新發第三一四號》第一条基本相同，目的是为追求信息的正确性，加强对发表源的管制。但两天后（十月十三日）的改定文件「留守隊ニ於ケル戦死傷者名発表ニ関スル件」（陆军省新闻班）中，内容出现了如下修正

　　1. 报刊报导时，发信单位不写留守队名称，统一标记为"原队入电"。

　　2.为了避免战死伤者的大量名单占据多数版面，尽量避免名簿式的一次性发表，可采取随时入电随时报导方式。

　　可见此时追求正确发表的主旨（第一项）未变，但有关发表方法上出现了异议（第二项）。妥协结果是避免大名簿的一次性发表，可以采用小名簿分散发表形式。

　　分散发表和集中，虽视觉效果不同，但对寻求此信息的人来说，内容并无变化。只不过是一种装潢版面的技术而已。此种妥协方法，并没有太大说服力。

　　结果，次日的《陸新發第三一四號》文件中，第二条被完全删除，内容改为全面禁止名簿式发表。新文件在10月15日后被传达到各民间报导机关，致使从来的名簿式报导方法突然消失于各报刊版面。不仅如此，一两周后，朝日新闻原来的《名誉的战死伤者》栏目名，也被改为《名誉的战伤者》。死亡报导，此时似乎又成为了一种忌讳。

　　图 6 1937年10月15日以后的新报导方式（宣传性报导）可见，"名誉的战死伤者"，变为"名誉的战伤者"

　　如前所述，死伤报导管制方法变化的背景，主要考虑是淞沪战役中的日军大量死亡，有时占据的版面量十分惊人，所以导致了报导管制的强化。问题在这种人为的报导管制虽看起来有利于维持国民士气，实际并不然。对此栏目有兴趣的人，特别是军人家属，想得到的并不是个人的事迹宣传，而是正确的战场情报和死伤信息。

　　在此次管制实行之后，报刊订阅者和死伤家属由于不能得到渴望的死伤者信息，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。另一面，禁止报导死亡的管制方法，也明显属于军部的越权行为，弄不好反而会影响国民的战争支持情绪。所以不到一个月，陸軍報道管制机关不得不再次进行报导管制的订正。11月11日，陆军省报道检阅系长对各地方長官发布的《有关战死者名的报刊报导方法》的文件中，重新作出如下修正

　　1."战死者的报导目的以宣扬军人的勇敢行为，介绍其英雄事迹为主，若不违此目的，使用名簿式报导方式亦无须顾虑。

　　2.关于死亡者名簿式发表方法，尽量使其局限于相关的地方报刊，全国性大报刊不宜实施战死者名簿式报导"（后略）[9]。